冯梦龙（1574—1646），字犹龙，又字耳犹、子犹，号龙子犹、墨憨斋主人等，明朝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人，中国明代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戏曲家，属“吴下三冯”之一。崇祯七年（1634），其在元命年（61岁）被选任福建寿宁知县，从江南远赴闽东偏远山区履职，至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任满离任。履职期间，他立足县情编纂《寿宁待志》，提出“省其谳牍，可使无讼”的司法理念，坚持公正断案与非诉化解并重，努力追求化讼、息讼的治理境界。
“无讼”思想起源于孔子《论语·颜渊》中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”的治世理想，主张通过道德教化解决纠纷，以达到无讼目的。冯梦龙结合寿宁山区的基层治理现实，对传统无讼思想做了现实化的拓展，把“无讼”从道德理想落地为一套县域可执行的司法治理方案。
明代申明亭、旌善亭是国家淳风化俗、调处息讼的核心制度。冯梦龙主政寿宁期间，面对的是“申明之典亦久旷矣”的礼法荒疏之境，当地民风“凶悍有出于理外者”，好讼滋事成风。“磨世砥俗，必章劝诫。故忠孝节义，日而月之。”为重振教化之风，他在《寿宁待志》中设《劝诫》专篇，将正负典型纳入方志。“旌于亭，旌于志，有以异乎？”在他看来，亭台公示、方志载录，外在载体虽有不同，核心要义皆为彰善瘅恶、敦风化俗。他秉持“流芳遗臭，余窃有取焉”的治史态度，正向表彰范整、张仁济等孝子先达、乡饮耆宾；载录符丰、陈伯进等顽劣诈伪、好讼滋事者，昭示劣迹，“以惕其余”。冯梦龙依托申明亭制度内核，使道德评价获得多元化制度载体，将抽象的儒家伦理转化为可见、可感、可传的乡土规范，让风俗教化融入地方治理。
冯梦龙毕生向往“无讼”、推崇教化息讼，却绝不放任民间无序私调。寿宁当地“小民在城者，以歇保为生理”，催生出专以生意经纪、做媒做保、代打官司的职业群体。他敏锐发现，“保人各为其主，不减自讼。如愿息，亦惟二保人为政。然往往有私和兜侵之弊，不可不察。”他清醒地看到，当官府不愿细察案情时，民众被迫将纠纷全权交由“保人”私休，而保人“各为其主”，并非真正中立的调停者。所谓“愿息”，往往沦为保人从中操纵的幌子，暗中撮合、包揽侵占、从中牟利，纠纷并未实质解决，反而埋下怨抑难伸的隐患。他深知，真正的“无讼”，必须建立在官府明察、是非分明的基础之上，官府可以鼓励和解，但不能以放弃查明事实为代价；可以借助民间力量，但不能任由保人借息讼之名行渔利之实。若以今日视角观之，冯梦龙反对片面追求撤诉率、调解率，注重“实质解纷”而非“数字息讼”，近似今日对虚假诉讼、司法掮客等乱象的规制，这番警觉与现代司法调解自愿、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等理念多有同频共振之处。
冯梦龙既重教化防范于前，更重司法省察于后，痛斥“最简亦最无情”“怜贫量断、从俗云尔”的草率司法。他提出“省其谳牍，可使无讼”，这里的“省”有“省思”“省察”之意，即通过对案情的穷究细审，实现对纠纷根源的实质把握，消除纠纷产生的社会恶劣土壤，从而达到“无讼”的目标。如何详尽审查案情？姜廷盛故意伤害兼诬告案的处置堪称典范：面对两造各执一词，冯梦龙不轻信表面证据，躬身实地走访，查实了原告姜廷盛自残其弟，图谋诬告刘世童劫粮并砍伤他弟弟的真相。事后处置上，他并未止步于一罚了之，而是责令姜廷盛全力救治照料其弟，否则加重处罚，最终其弟痊愈、本案案结事了。冯梦龙事后反思道：“假使余不躬往或往而不密，必为信理所误矣”，深刻揭示了司法省察对实现真正“无讼”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在他眼中，“无讼”绝非追求“监狱空空”的表面功夫，对于必须处理的案件，他追求的是“雪冤理滞”和“诘奸”，最终让天下没有受冤屈的百姓，从而实现一种“讼庭何日能生草，俗吏有时亦看山”的良性社会治理状态。
冯梦龙任职寿宁期间，以教化淳风绝讼源、以规制调解防讼弊、以审慎听断定讼本，其中不尚虚和、审慎司法的“无讼”取向，与今日源头治理、实质解纷的理念遥相呼应。他在《寿宁待志·小引》中自陈“待志”之旨：“曷言乎‘待志’？犹云未成乎志也……旧以待余，余以待后之人”，不把治理写成定稿，只将薪火递与来者。今之检察人，亦是“后之人”：既读前贤未竟之卷，亦为后之来者研墨铺笺。古意与今规相淬，守正与出新相续，方使司法之道如川之流，一代一代，皆在“待成”中奔涌向下一程。
